改革开放以来,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三次创业高峰: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温州为代表的农民率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寻找全国市场机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创业高潮,政治束缚一旦解脱,家庭作坊式工厂敢于直面国有企业并与之竞争,成为中国增量经济的主力,也是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力量;第三次创业高峰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近两年,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等多项措施,改革阻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创业在国家层面被赋予了驱动新一轮发展战略红利的重任。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家族企业家现已年过花甲,即便是90年代初创业的企业家也都已年过半百,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作为高净值人群享受着指数化财富积累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有意识地考虑将个人的生命周期纳入企业的战略规划,有步骤地考察和培养后备人才,最终将自己的创业成果托付于接班人。
中国家族企业正在演绎转型升级和传承换代的双重奏。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家族企业面临外需不足、土地与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的挑战,相对于国有企业也较难获得金融的支持,转型升级当仁不让地成为企业家考虑的头等大事。相比而言,传承换代初看上去显得不那么急迫。但是在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企业家们发现升级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与科技水平、产业配套、消费市场、经济周期、政府政策以及企业领导人的战略素养都密不可分。转型升级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与企业接班换代互相耦合,很难说得上孰先孰后。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有些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一帆风顺且精力充沛时很少考虑交接班问题,但是一旦企业面临下行压力自己又疾病缠身之时,感叹未能急流勇退,提前为企业物色和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可望而不可即。《孟子·离娄章句下》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百姓中也流传: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企业家们在过去三十余年积累了大量财富,传承问题成为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财富传承”的重要性排序从两年前的第五位跃居到第二位,在实现财富稳健增值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开始系统性地思考和规划如何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给下一代。在有规划、有原则地将物质财富传承给子女的同时,培养他(她)们“脚踏实地”、“勤奋”、“拼搏”、“独立自主”等个人素质、能力和品质,让财富成为子女生活和事业的助推力。民生银行联合《胡润百富》杂志发布的《2014~2015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也有类似发现:近七成超高净值人群面临家族传承的问题。在家族企业传承中,最受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价值观的传承,比例将近占一半;其次是企业经营理念的传承。由此可见,在家族企业传承中,财富传承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家族企业家希望在传承财富的同时,社会影响力和人脉关系也能得以传承。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很多家族企业接班人来说,第一代创始人身上有很多难以复制的特质和能力,如个人权威、对产业的理解力、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力、领导力和政商关系驾驭能力,这些都是企业保持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